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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对于“Constructive Journalism”的翻译存在两种情况。业界在将“Constructive Journalism”概念引入国内时使用了“建构式新闻”的说法，全媒派在编译国际新闻传媒协会有关“Constructive Journalism”的文章时，提出建构式新闻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进行的报道（全媒派，2019），强调其相对于传统新闻报道的“新”的建构形式。

　　我国部分学者则将其翻译为“建设性新闻”，如暨南大学晏青在与凯伦·麦金泰尔的学术访谈中涉及建设性新闻的积极心理学策略的运用（晏青，凯伦·麦金泰尔，2017），这些策略使新闻报道具有建设性意义。

　　目前而言，学界对建设性新闻定义的界定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特别是学界对于建设性新闻与对策新闻、公民新闻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来源或等同于对策新闻，因为它们都更加关注社会议题的解决方法，等同于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需求，以此证明其存在的正确性（Aitamurto & Varma，2018）。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建设性新闻来源于公民新闻（Mclntyre & Gyldensted，2018），在新闻中融入了民主的理念。这两种观点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公民新闻侧重针对受众的方式，对策新闻侧重对新闻功能的理解。

　　一些学者融合了对策新闻、公民新闻和积极心理学中的不同面向，对建设性新闻做出了更为完整的界定。目前，凯瑟琳·戈登斯特作为建设性新闻的先驱，其对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即建设性新闻被定义为将积极心理学方法应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以创造有吸引力的报道，同时忠于新闻的核心功能（Mclntyre，2015：3）。凯伦·麦金泰尔认为建设性新闻必须要运用“积极心理学”策略，并将建设性新闻确定了四个分支：对策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晏青，麦金泰尔，2018）。

　　解决特定问题指的是记者不仅仅报道问题，而应使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框架去报道社会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对此，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指出即使解决方案可能并不有效，但对受众而言仍是有希望的。记者应该继续对其他潜在的方案提出问题，以免让读者在绝望中感到无助（Baden，Mclntyre & Homberg，2018）。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果新闻从业者在报道一个解决方案仍不明确的社会问题时，可以选择放弃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实证研究表明，新闻中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或提出了无效的解决方案时，对受众的负面情绪而言在统计学意义上而言没有显著差异（Mclntyre，2015：60）。

　　就公民赋权这一特征而言，建设性新闻强调记者并不是孤立的观察者，而应与公众保持联系。在新闻实践中，记者要询问人们他们想看到的社会问题和解决方案，与公众合博鱼体育app官网下载作以得到有趣的报道角度和信息，与公众共同创造内容。

　　这意味着要让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人参与进来，打破刻板印象，跨越性别、种族、年龄、阶级和区域的界限，得到更完整和细致的了解。

　　建设性新闻的目的是维护新闻业的核心功能，比如充当监督者向政府问责，提醒公众潜在的危险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Mclntyre，2015：5）。

　　相较于积极新闻中的许多故事被认为是“废话”或是一些有趣的动物或者小孩子的视频（Mclntyre，2015：15），建设性新闻中所具备的新闻核心功能使其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学者凯伦·麦金泰尔提出，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五种积极心理技巧适用于建设性新闻：在新闻故事中唤醒积极情绪；提建设性的采访问题，建议记者像一个探索者更容易让对方畅所欲言；报道中要融入方案；新闻工作中要有“PERMA元素”：积极情感、参与融入、和谐关系、集体意义和行业自律；考虑世界的幸福模式，不仅要考虑所有事件包括冲突、灾难、消极和悲剧，还要考虑事件进取、成长、合作和恢复等方面（晏青，麦金泰尔，2018）。

　　记者干预这一特征往往会招致批评，违背了新闻客观中立的原则。从建设性新闻的角度来说，虽然建设性新闻是在新闻报道中解决特定的问题，但新闻记者并不直接参与提出解决方案，而是让公民、政客和专家参与这一过程。

　　换言之，受众成为了一个更加活跃的社群，他们能够成为新闻制作过程的参与者。记者所扮演的不仅是传播者与监督者的角色，还扮演着积极的调解者（Fron & Kristensen，2018）。所以，建设性新闻同样严格坚持新闻的伦理和核心功能。

　　面向未来则强调记者不能只关心当天发生的事情，而是要通过询问未来的可能性来为新闻增加新的维度（Hermans & Drok，2018）。在新闻报道中提供有关解决方案的信息，会促使受众继续消费新闻，关注新闻中所提到的解决方案，进而增加关注未来的可能性。

　　在六个维度的特征中，既强调新闻实践中的操作性技术，比如解决特定问题、强调公民赋权和积极心理学的技巧，又兼顾新闻的核心功能。这为建设性新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总体而言，建设性新闻既关注政治挑战、冲突和社会问题，又注重赋予受众权力，关心受众福祉。建设性新闻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快速地向公众提供信息”来传播新闻，而是成为一个独立的观察者，通过面向未来专题新闻，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为新闻报道增加新的维度（Hermans & Drok，2018）。

　　建设性新闻在实践应用中有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三个目标：微观层面，即受众在接触建设性新闻后应该感觉更好，因为他们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希望或者解决问题的导向，而不是被问题所累，建设性新闻应消除受众对世界的负面看法；中观层面，即媒介公司应该获得更大的受众忠诚度，从而增加阅读量和覆盖面，媒体品牌应该被认为是积极且有益的；宏观层面，即报道中提出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为社会带来进步（Meier，2018）。

　　在欧洲，英国的《卫报》、瑞典的国家电视台、丹麦广播公司、《经济学人》杂志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等，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开始使用建设性新闻的原则和技巧，尽管他们没有明确地提及建设性新闻是其灵感来源（Hermans & Drok，2018）。

　　在美国，《》推出了名为“修理”的系列博客，其中的文章都是针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对策新闻网则研究对社会问题的可行性反应，以了解潜在的解决方案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为什么不起作用；《》则向数字订阅用户提供电邮形式的通讯“乐天派”（the optimist），意在激励受众（Baden，Mclntyre & Homberg，2018）。

　　在新闻实践方面，我国媒体在新闻实践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使用建设性新闻这种报道形式，但一些新闻报道中包含了建设性新闻的元素。

　　清华大学和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开启了一个报道项目，旨在培训记者如何更好的报道中非关系（Zhang Yanqiu & Matingwina，2018）。通过对获奖作品的内容分析，发现新闻报道中使用了建设性的新闻叙事，为现有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探讨了新的争议话题。这种叙事方式可以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了解。

　　201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非洲频道，希望打破长期以来西方媒体的垄断并赢得非洲人民的认可（Zhang Yanqiu & Matingwina，2016：102）。另外，《中国日报》对非洲埃博拉疫情进行建设性的新闻报道时，采用了自省的方式，在新闻报道中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具有建设性意义（Zhang Yanqiu & Matingwina，2016）。

　　从建设性新闻对受众情绪影响的角度而言，观看建设性新闻后能够为受众带来更积极的情绪。当受众读到关于社会问题的新闻时，无论新闻中是否包含解决方案博鱼体育app官网下载，受众都感觉比之前更糟糕。但是，对于阅读了新闻中提到有效解决方案的人来说，负面影响的增加是最小的。换言之，当人们在新闻中看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时，他们的负面情绪会明显减少，而且对新闻本身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持有更积极的态度（Mclntyre，2015：73）。

　　从建设性新闻对受众行为影响的角度而言，建设性新闻可能会为受众提供更多动力采取积极的行动。一些学者认为新闻框架越偏向于解决问题，给受众的感觉越积极，受众就越有可能具有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比如向慈善机构捐款、对环境问题负责或者表达政治观点。相反，接触灾难性框架的新闻会导致采取积极行为的动机降低。同样，包含积极情感话语的新闻会引发积极的感情，从而使受众产生更大的参与意愿。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基于解决方案的新闻会影响受众的情感和态度，但并不会影响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行动的意愿，也不影响他们为解决问题作出实际的行为。换言之，其影响力足以改变受众的感受和态度，但不足以达到影响行为的阈值（Mclntyre，2015：70）。

　　新闻实践过程中，记者在建设性新闻中可能过分夸大积极因素，软文和公关文有可能伪装成建设性新闻。研究发现，一些地区的媒体充当与商业联系的中介，以此来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建设性新闻的部分定义，即为新闻工作者参与并提高社会福利博鱼体育app官网下载。但是，当地使用建设性新闻的根本动机在于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这削弱了新闻的建设性意义（Rotmeijer，2018）。

　　虽然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强调维护新闻的核心功能，但在实践过程中建设性新闻有可能演变为地方精英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工具。通过对圣马丁岛的新闻媒体进行了考察，发现移民的记者在撰写建设性新闻的深度报道时持谨慎态度。因为移民需要政府批准许可证，当移民到当地的记者撰写了对政府不利的新闻报道，有可能会受到来自当局的压制（Rotmeijer，2018）。

　　徐敬宏等:《建设性新闻:概念界定、主要特征与价值启示》，《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